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有一个崇尚大自然、敬畏长生天的草原民族——蒙古族。蒙古族自古被称为“毡壁人群”，意指居住在蒙古包里的民族。蒙古包，古籍称之为穹庐、穹闾、毡帐、毡包，也叫帐幕，清人西清在《黑龙江外纪》中，始将毡包称为蒙古包。蒙古包形成、融合、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富于智慧的杰出创造。
穹庐为室，彰显适应自然的智慧
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堂，是其生态文明的生动写照。成吉思汗颁布的《大札撒》中规定：不得损坏土壤，严禁破坏草场。生态文化是游牧文化的核心，蒙古族传统的生态环保意识与由此形成的环保习俗风尚，充满了深邃的智慧。在此背景下，便于携带、对环境损害较少的蒙古包应运而生。
据南宋《黑鞑事略》记载：“穹庐有两样：燕京之制，用柳木为骨，正如南方罘思，可以卷舒，面前开门，上如伞骨，顶开一窍，谓之天窗，皆以毡为衣，马上可载。草地之制，以柳木组定成硬圈，径用毡挞定，不可卷舒，车上载行。”蒙古包为毡木结构，轻便耐用，所用材料均可就地取材。作为一种古老的装配式建筑，蒙古包骨架由统一参数的“哈那”（一种木制可伸缩折叠的圆形网架墙）、“陶脑”（木制圆形天窗)、“乌尼”（联接天窗与墙的椽条）等标准构件组成。其平面呈圆形，直径一般为4米左右，面积在12-16平方米，边高1.4米左右，包中高2.2米左右。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有朝日之俗，故蒙古包东南向而设，但这种习惯不仅源于一种信仰，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，彰显了草原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。
从窝棚到毡包，各民族交流往来源远流长、频繁广泛
我们的先民用文字、图像等记载了民族建筑的变迁史，对蒙古包的记录亦不例外。《蒙古社会制度史》中提及蒙古包的衍变轨迹依次为：狩猎者的窝棚——覆盖皮毛的帐幕——有“颈”的帐幕——清代的蒙古包。
早期以狩猎为生的游猎民族栖身于一种上尖下圆，用树干支撑、以桦树皮兽皮覆盖的窝棚中，其形制与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“斜仁柱”极为相似，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一带岩画中，就可看到这种较为原始的帐幕形式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有居住“穹闾”的习惯，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也有“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”的记载。又据《盐铁论·论功》篇中言匈奴穹庐“织柳为室，毡席为盖”得知，其制作的材料为红柳条和毛毡，这些至今仍有使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有使者描述拓跋鲜卑的毡帐“以绳相交络，纽木枝枨，覆以青缯，形制平圆，下容百人坐，谓之‘繖’（伞），一云‘百子帐’也”；《魏志·乌丸鲜卑传》注引称鲜卑族“居无常处，以穹庐为宅，皆东向”，与今蒙古包的朝向一致；大同北魏墓2号墓出土的三件陶制毡帐模型，均有天窗、穹顶、围壁、伞形支架和覆毡。唐朝毡帐建筑深受北朝文化影响，“唐人婚礼多用‘百子帐’……盖其制本出塞外，特穹庐、拂庐之具体而微耳者。卷柳为圈，以相连锁，可张可阖……”辽朝建立后，先民在城内搭设毡帐，其形象见于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辽墓出土的一幅石棺画，外观看起来与今天的蒙古包差异不大。
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所用的大型宫帐又称金帐，“深广可容数千人”，容积大且装饰豪华，有的金帐还建在巨型车辆上，整体以车载运。这种宫帐的造型类似于内蒙古雅布赖岩画中的颈式毡帐，顶部开高天窗，外覆毛毡。蒙古族毡帐集北方民族之大成，气势之恢宏、工艺之精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。至今坐落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，仍保存着这种宫帐风格。
元代以后，蒙古族不断将传统的居住形式加以发展，清代出现了装卸、迁徙更加便捷的联结式陶脑的蒙古包。内蒙古博物馆所藏的清画《草原生活图》中的蒙古包外形与其相似。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（延寿寺）始建于明代，清代扩建，以藏族喇嘛庙为原型，同时吸收了回族、汉族建筑的艺术手法，既厚重又华丽，大殿采用藏式结构，四壁用彩色的琉璃砖包镶，殿顶铜铸鎏金宝瓶、法轮、飞龙、祥鹿与朱门彩绘相互辉映，绚丽夺目，是我国古典建筑艺术的杰作。